古文大家高澍然
作者：方麒
高澍然（1774—1841），字時埜，號甘谷，晚號雨農。福建光澤人。
他一生經歷清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其短暫仕宦生涯的“至高點”，是曾官至內閣中書、侍讀。然因“宦、學不可兼”，他壯年即辭歸不復仕進。史稱其“生平喜居不競之地，視名利無足動其心者”。
文如其人。高澍然主張“文貴載以氣”，時人評“其文氣靜而體潔”，為“今之宗匠”。他以淵博學識、剛正秉性，肆力于古文辭、參與重要修志，而成為當時有名的古文大家、方志學家。
《抑快軒文集》
高澍然致陳壽祺信札
光澤文學世家
高澍然家族世居福建光澤縣（今隸屬南平市），是一個有良好文學之風濡養的家族。而這始自高澍然祖父輩的文學家風，不僅經世代綿延潤澤自家后人，更因其延名師、“使同學”，而澤被、大有功于光澤士林。
高澍然祖父高經組，本就是個飽學之士。其有二子，長為高騰（1749—1807），次為高搏（1750—1822）。高騰即為高澍然之父。
為更好地教授兒孫，高經組還特意請來了當時頗具盛名的才子——進士黃堂、金榮鎬等人先后來高氏家塾任教。這時期，高氏家塾里，不僅有高家人，還開放給其他光澤本地“士之才良者”，讓他們同在此處受學而獲益匪淺。高澍然后來在《光澤縣志》中為黃堂立傳時就有提及，從黃堂游者，有高騰、高搏、曾韶、高迪四人，曾韶（字夔堂）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舉，高騰與高迪則同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舉。
明時，光澤還甚少有功名在身、能著述之人。高經組后至高騰這一代，光澤籍士大夫及士子在經學、文學上漸漸崛起，逐步蜚聲省內外，也令光澤縣成為“邵武府中僅次于建寧縣的人文中心”。
高騰除從學黃堂外，為諸生之時，聽聞古文大家朱仕琇（1715—1780，福建建寧人。乾隆十四年進士。閩省著名古文家，不懈傳授古文。曾任鰲峰書院山長，掌教十余年）的盛名，還特意前往省城受業于時在鰲峰書院掌教的朱仕琇，“得其窔奧以還”。
中舉后，高騰曾任福鼎縣學訓導，著《漢學咫聞》教授諸生，令福鼎“士風丕變”“福鼎士知漢學自騰始”。乾隆五十六年（1791），高騰以親老告歸，教授光澤鄉里，“人才郁然，光澤遂成名縣”。除《漢學咫聞》二卷外，高騰還著有《九皋草堂文》三卷、《鷇音初集》二卷，其詩歌、古文理論也對高澍然產生了很大影響。
高澍然為高騰的長子。除了承父、叔父等家學外，高澍然還有來自高氏繡草廬的陳績、李祥賡、張紳等家塾名師的指導。其“生而敏特”，經名士教授，又有苦讀精神，博覽經史子集，且尤精于史學。15歲時，他開始學習舉業，于嘉慶六年（1801）選為拔貢，并通過鄉試中舉。
但嘉慶十年（1805）的會試，高澍然落榜了。此后，嘉慶十二年（1807），他曾任內閣中書舍人，后又調任侍讀。但時間很短——在京任職的這年，他的父親去世了，他以未能居家孝養而感憾恨，也苦于“宦、學不可兼”，選擇了辭職歸里，“撫教弟、妹四人，以慰先人”。
高澍然認為，“治身心自遠名利始，于是名利心益淡，學益進”。壯年不復仕進的他，將身心都投入于治古文辭中，也為振興光澤文教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而他這種淡泊名利的家風，也深深影響著他的子孫。如他的兒子高孝祚、高孝敭就均有文名，在《光澤縣志》中有傳。
高孝祚（字屺民），善書。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選為拔貢，后官直隸州州判。但與父親一樣，他不久就辭歸鄉里，掌教于杭川書院。高孝敭（字幼瞻），能文，著有《箓園文稿》，其“為文有家法，善敘事，措辭如鑄而平澹簡逸，如其為人”。
高澍然之孫、高孝祚之子高熙翰，也是靜摯好學之人，于同治十二年（1873）中舉，后也掌教杭川書院。高熙翰之子高維岳，弱冠為弟子員，同樣能文，聲聞鄉里。
自高經組起，至高維岳，光澤高氏前后六代業儒，頗具文名，是名副其實的文學世家。當然，高澍然是其中最受矚目之人，成就也是最高的。
治古文，倡修志
“今之宗匠也”
在古代散文學上，高澍然的造詣頗深。
高澍然對韓愈的文章尤為偏愛，并深入研究數十年，著有《韓文故》一書，對韓愈的古文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評注與分析。他認為自己不是學詩之才，但他對古音韻也有研究，著有《詩音》。他“研說經傳”并“深于《春秋》”，撰寫了《春秋釋經》十二卷，清代經學名家、著名藏書家陳壽祺為此書作序，稱高澍然“能一掃諸家繳繞苛細之習，文潔而不淺，義密而不煩……先生治古文辭，撢稽濟時之略，有位于朝而優游家衖，勤味道腴，其胸次有大過人者。”
除前述提及的這些著作之外，高澍然的存世著作還有《抑快軒文集》七十四卷、《李習之文讀》十卷。而其《詩考異》三十卷、《論語私記》二卷、《河防三編》各一卷、《古文大學解》二卷、《漢律歷志注》二卷、《河略》三卷均已佚。
高澍然的古文創作數量蔚為大觀，創作成就也得到很高評價。道光年間曾任福建興泉永道的周凱，在與高澍然相識前就看到過他的古文，感嘆其“古文正宗也”。謝章鋌認為高澍然“文以養勝，其體潔，其氣粹，平淡出之，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生平致力韓子而所得和易，乃近于歐、曾，于歐去剽，于曾去滯。”陳衍則說：“吾鄉之號稱能文于當世者，至明始有一王遵巖，至清始有一朱梅崖，繼之者雨農。”
不僅是在古文學研究與古文辭創作上，高澍然還在地方志的纂修上留下了他援筆直書、剛正不阿的身影。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參與重修道光《福建通志》。
道光八年（1828）福州貢院號舍修成后余下“二萬余緡錢”，在鄉里同仁的倡議下，在時任閩浙總督孫爾準的支持下，被用于《福建通志》的重修。道光九年（1829）四月，設在福州三坊七巷吉庇路的福建通志局開局，“一時才彥”云集于此，共赴盛舉。
據林家溱《福州坊巷志》“吉庇路”章節載:道光九年，重修《福建通志》，設局于路北之劉氏祠。陳壽祺充總纂，分纂有高澍然、張紳、馮登府、王捷南、陳池養、張際亮等18人。
高澍然分纂《選舉》《職官》二門，因為舊志中這兩部分“極殘蕪”，陳壽祺特意讓“性耐煩碎”的高澍然負責。此外，高澍然又獨纂《福建歷朝宦績錄》四十卷、《閩水綱目》十二卷、《列傳》等。據《雨農府君行狀》記載，這版《福建通志》有一百六十三卷出自他手纂，占到全書的五分之二，足見其之能與才。
道光十四年（1834），陳壽祺病卒，高澍然繼任總纂，承繼陳壽祺之志，續成全書。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糜貲四萬，憊群力六年”的《福建通志》終告竣。是書共四百卷，“搜微正舛，差稱完善”。
民國時期，陳衍亦篆修通志，他對陳壽祺、高澍然等人重修的這版《福建通志》就有很高評價：“此志地理、沿革、山川、職官、選舉、經籍各門皆考訂精審，非名手而細心研究者不辦，迥非雍正、乾隆二志所及。各種列傳之事跡，實由于采摭淹博，貫串精熟，剪裁得當，其稿本未知出自何人，幾嘆觀止！”
遺憾的是，這版《福建通志》并沒能完稿刊行，以至于陳衍有“其稿本未知出自何人”之言。
當時參與修志的知情人發聲，認為道光版《福建通志》最后未能完稿刊行，和梁章鉅有關。
梁章鉅是嘉慶、道光期間的詩人、文學家、金石書畫家。他曾與陳壽祺比鄰而居，二人往來甚密。后來生出嫌隙，再加上種種復雜因素，最終導致梁章鉅對道光版《福建通志》發難。他聯合了省內七位鄉紳到官府，“狀告”此版通志“體例不善”，存在“儒林混入、孝義濫收、藝文無志、道學無傳、山川太繁”五大弊端，認為其不宜刊刻。
志局同仁紛紛抗議，高澍然還撰寫了《與鄭方伯、王觀察論通志兼辭總纂書》進行駁斥。但他也明白：“澍然以外縣孤牛與省中數巨公角，知必不敵，惟有抽身遠去耳。”道光十五年（1835），高澍然辭總纂職。高辭總纂書深得陳衍贊賞：“高先生寓書當道，力為駁斥，至辭館不就。其行誼可飲矣。其書洋洋數千言，可謂至文也。”
道光版《福建通志》遲遲未能刊行，后來終于散逸。同治年間，方由魏敬中任總纂，搜集殘編，重新修纂，此時，人力、財力處處受限，最終只刊成二百七十八卷的《福建通志》。
未能最終力挽狂瀾的高澍然，后來回到了光澤，于道光十七年（1837），受邀擔任《光澤縣志》總纂。他重新規范志書體例，擴內容，嚴勘校，將原本十一編的舊志改寫成了三十編。道光二十年（1840）書成，“識者謂高出諸志”。
輾轉多處執教
以驅除名利之心為要義
淵博的學識，也讓高澍然在教育上有所作為。道光三年（1823）至道光十三年（1833），高澍然曾執教于鰲峰書院，教授林生坡、賴子瑩等人學習古文，后因病辭去鰲峰書院講席。
道光十五年（1835），辭去《福建通志》總纂職后，高澍然應時任福建興泉永道周凱之邀，前往廈門玉屏書院主講。
周凱（1779—1837），字仲禮，浙江富陽人。他是嘉慶十六年（1811）進士，道光二年（1822）由編修授湖北襄陽知府。道光十年（1830），奉旨授福建興泉永道，駐廈門。在興泉永道任期內，周凱頗有政聲，尤其是其重修、建設玉屏書院，更是頗得好評。
是年五月，高澍然授教于玉屏書院，“于是島上弟子，能古文者……皆居于書院。游宴皆有所作，為諸生評削制藝，絕去時徑，俾人真理，一時稱極盛焉。”玉屏書院由頹敗、重建，而走向興盛，藝文活動蔚為風氣，文教之風也播撒四方，輻射甚廣。
雖然慕名來求學者甚眾，但高澍然在玉屏書院的執教時間僅有三個多月——因周凱調任臺灣道，高澍然也很快辭歸，“弟子皆泣下，深嘆古文之學不行也”。
回到光澤的高澍然，又重新走上教席，執掌光澤縣杭川書院和邵武府樵川書院，“往來奔走，督課不倦”。他教導學生，應以驅除名利之心為第一要義，而潛心治學。許是因為這都是高澍然要求自己并且時時踐行之道，所以“諸生皆服其教”。
道光二十一年（1841）閏三月初三，高澍然病卒于家，年六十八歲。據高孝祚所撰《先考雨農府君行述》中載：“全縣士農工商民眾皆致哀悼，且集資在縣西南郊建祠立祀，自縣令以下咸樂施助。聞府君喪者莫不流涕，市賈鄉農皆長太息，走相告曰：‘一邑之棟梁折矣’。”
《福州晚報》（2024年10月27日 A06版 閩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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