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不居的學者高夢旦
淡于榮利 崇尚實用
高夢旦的先世為長樂大族，富甲一縣，到了高夢旦這一代已中衰。他的兩位胞兄：長兄嘯桐（名鳳岐），是桐城派古文學家，壬午（1882年）科舉人，其后官至太守；次兄子益（名而謙），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精通法文，蜚聲外交界，曾任駐意大利公使、外交部次長。高夢旦自幼聰明，由其母口授四書五經，未外出求學，稍長，嘯桐教他作文。16歲喪父，所以，他侍奉長兄好像父親、老師。
高夢旦生長在這樣的家庭里，卻淡于榮利。偶應童子試，得補博士弟子員。當時，他如果想進入仕途是很容易的事。但他以教讀、筆耕自給，生平好為實用之學，所作的文章，自創“寫實體”。他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署名“崇有”或“崇”“有”，系取自晉哲學家裴頠（267—300年）之《崇有論》，以矯正時俗浮虛為己任。他認為“凡人只須一名可耳，既有名，又有字，與人與己兩不便，不若廢之。”所以，他的名片只有“高夢旦”三字，籍貫既署省又署縣，與當時的人用的名片大不相同。那時，梁啟超創辦《時務報》于上海，夢旦投稿論廢除跪拜之事，梁讀后，大為嘆服，十分賞識。從此，有書信往來。
立下宏愿 素教科書
高夢旦一生崇尚實務，且熱愛真理、信仰科學、反對清談。1902年，求是書院改為浙江大學堂，聘高夢旦為教習。翌年，大學堂選派學生10人赴日留學。高夢旦任留學監督，率學生東渡。在日本年余，他考察日本所以會興盛的原由，主要是興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學，因此發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志愿，解職而歸。
1903年春，商務印書館根據教育家蔡元培的計劃，編輯小學教科書，張菊生（元濟）任編譯所長。是年冬，剛好高夢旦回國，就聘請他到該所任國文部長。他對于小學國文教科書，先定全部計劃，然后著手編輯，采用合議制，出席者除高夢旦外，還有蔣維喬、張菊生、莊百俞等。由任何一人提出一原則，共認為有討論價值者，彼此辯論，不厭其詳，第一冊初稿完成，高夢旦每天下班就帶在身上，遇到知己朋友，就向其求教，請其批評。那年代文人自己撰文。大多不愿他人增損一字。高夢旦卻認為一人見識有限，必須互相批改，以求完善。國文部在他領導下，形成了這種好風氣。彼此水乳交融，毫無成見。第一冊出版后，不到兩周，即洛陽紙貴，不脛而走。歷時兩年，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全稿完成，被教育界采用者十余年。接著，修身、歷史、地理、唱歌、字帖等教科書，同時并出。高夢旦晝夜勤勞，周密計劃，延攬人才，分任編輯。教科書由小學擴展至中學、師范。全國學校，多數采用。這是他在商務印書館的第一步成功。
后來，商務印書館日益擴充，張菊生主持總公司，高夢旦擔任編譯所所長。鑒于時代進步，舊法已不適用，高夢旦創議翻譯日本法規大全，以閩縣劉子楷為主編，三載成書，銷數僅次于教科書。他還參與創辦《東方雜志》，主持印行閩縣林紓、侯官嚴復所譯著叢書。
倡編新辭書 改革檢字法
那時，教育既興，人們漸漸重視科學，而學術研究，必須有好的工具書。以往的字典，已不適于時代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缺包羅中外古今典故、辭語等之新型字典、辭書。高夢旦有鑒于此，倡議編《新字典》《辭源》，在編譯所中另設辭典部，聘請陸偉士負責，而高夢旦幾乎沒有一天不參與這項工作。為了編好辭書，他常與陸偉士商議、爭辯，就像編國文教科書時那樣認真。《新字典》先出，《辭源》經數次易稿，費時8年，方始成書。出版之后，也像教科書那樣受到歡迎，銷路很廣，至今仍被學術界所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高夢旦首創部首改革法。他有感于我國漢文文字太繁，認識不便，早年與勞乃宣研究漢字改革方法，往復討論，積累了許多書稿。他提倡簡筆字，作有《簡字方案》。他又感到《康熙字典》檢字困難，經長期苦思力索，創為百部部首法，將《康熙字典》中的214部按字形相近者合為80部首，并確定其上下左右部屬，成為后來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的雛型。
求賢讓賢 功成不居
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新思潮逐漸傳遍全國。高夢旦認為自己不識“旁行文”（橫寫的外國文字）不適于編譯所所長之職，曾對蔣維喬說：“公司猶國家也。謀國者不可尸位，當為國求賢……若不為公司求繼起之人，如公司何？”于是，他親赴北平，拜訪胡適之，邀其屈就編譯所所長。胡適之感其誠，在暑假南下抵滬試辦數月，自覺才性不宜，力薦其師王云五以自代。王云五到任后，高夢旦退居出版部長，讓王云五能更好地發揮其才智，而自己盡力幫助他。
高夢旦經過十多年的研究，覺得“四角號碼”檢字法比以前簡便得多，但還不夠成熟。他發現王云五也有興趣研究檢字法，便把自己苦心鉆研“四角號碼”的所有原稿供王氏參考。王云五就在他原稿的基礎上加以改進補充，但在這過程中，高夢旦與王云五之間時常面商或電商，終于在1926年獲得成功。所以，王云五在《四角號碼檢字法》單行本出版時，特于書首指出：“高夢旦為本檢字法附角之發明者。”高夢旦于《四角號碼檢字法》單行本中亦作有序言，重點在于“改革”之論述，對于自己的稿讓于王云五之事，序中只字未提。
此外，如度量衡制度之改革、電碼省便之方案，高夢旦都有新的創意，供獻于有關當局，得到采用，使許多人受益，而他既不向他人提及，撰文亦多不留底稿。他在商務印書館工作25年，自己要出書是很容易的事，但他所刊行自己的著述，僅《十三個月歷法》《泰西格言集》兩小冊而已。
1928年，高夢旦（虛齡）60歲，向公司告老，董事會一致挽留，他堅持己見，但自任董事如故，盡力于公司如故。他一生對我國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做出很大貢獻。功成而不居，像高夢旦這樣的學者實在是很難得的。王云五曾說：“胡適之先生稱他為現代圣人之一，絕對不是過分。”與高夢旦同事很久的莊百俞則說，高夢旦“素持成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在我之旨。古之人，不可及也！”
（陳松溪）
（來源：《可愛的福州叢書之三 福州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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