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海軍主要奠基人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號樸存，湖南湘陰人，生于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卒于福州皇華館（今福州三中教工生活區）。他以舉人從軍立功，歷任閩浙總督、陜甘總督、兩江總督，贈太傅東閣大學士、二等恪靖侯。卒時朝廷依其生前事跡給予“文襄”的稱號，為清末四大名臣之一，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愛國將領。
已故國家副主席王震在1983年8月會見左宗棠后裔左景伊教授時說：“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精神，是值得后人發揚的。”還說，左公在福州辦船政局，“客觀上還是有利國計民生的”。
辦船政 建廠造船固海防
左宗棠早在出山之前就很注重海事，凡自唐宋以來，官方及私人記述的史書，只要是有關“海國故事”的，他都一一細讀，深知海軍對國防及貿易的重要性。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他看出列強不會就此罷休，指出“東南海隅恐不能數十年無烽火之警。”“一旦海隅告警，則內訌外侮，必且表里相應。”朝廷應“早為徙薪之謀”。他的預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所證實。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他越來越感到中國不能沒有近代海軍。1864年10月，他在浙江巡撫任內，請來一位60多歲的巧匠仿造了一艘小火輪，放進西湖試航，并邀請法國的德克碑將軍和日意格同去參觀，他們大加贊揚說“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這兩位外國人以后成為左宗棠主持船政的重要顧問。
1865年身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不但看到輪船在戰爭中有重要作用，而且對抵制外國經濟擴張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一邊請德克碑回法國購機覓匠，一邊向清政府力陳，指出中國自強之策只有自造輪船，才不被外國所控制，并就廠址、輪船機器的覓購、巨款籌集、輪船駕駛等難題，一一提出解決辦法。他提出自造輪船的奏折于1866年6月25日上奏，7月14日就獲清廷批準。隨即他著手籌建福州船政局，親自兼任首屆船政大臣，聘法人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計劃興建鐵廠、船槽、船廠、學堂、住宅等工程。并向外國訂購機器、輪機、大鐵船槽，請法、英兩國工程技術人員，設立“求是堂藝局”（技術學校）。這正體現了左宗棠運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思想，很有眼光。
正當船廠籌備工作緊張進行時，清政府于同年9月25日將左宗棠調任陜甘總督。突然變化使馬尾工程有夭折之險，他上奏清廷表示決不半途而廢，數次拜訪請在籍丁憂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出任“總理船政”。在一切安排就緒后，左宗棠才離開福州赴任。左宗棠為福州船政局，為造船事業費盡苦心。之后35年里，船廠共造出40艘艦船，裝備了福建水師全部，北洋、南洋水師兵艦2/5和1/3。
建學堂 船政的根本所在
左宗棠把培養人才看得比造船還重要。他明確提出要創辦“造就人才之地”的藝局（又稱“求是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培養與之相適應的造船技術人才和海軍人才。在籌建福州船政局的同時，馬尾船政學堂也在籌建；在造船廠尚未竣工時，學堂就已建成了。
學堂分前學堂（學制造）、后學堂（學駕駛）和“藝圃”（即技工學校）三部分。學堂共培養出628名航海、造船，蒸汽機制造方面的管理、駕駛及工程技術人員，為發展中國造船業和創建海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一大批畢業生成為船政局和福建水師、北洋水師的骨干力量，在馬江海戰中捐軀的任管駕以上就有五人，有十五名在北洋艦隊任管帶。中日甲午海戰中壯烈犧牲的民族英雄、“致遠”號管帶鄧世昌，“定遠”號管帶劉步蟾，“鎮遠”號管帶林泰曾，“靖遠”號管帶葉祖玨，“經遠”號管帶林永升等，都是學堂首屆畢業生。中國近代杰出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傳播西方文化的啟蒙思想家嚴復，都是從該學堂走出來的。
1884年7月，法國軍艦突襲福州馬尾港，擊沉由11艘兵船組成的福建水師和其他19艘商船。左宗棠被清廷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12月14日左宗棠抵榕，是日即與閩浙總督楊昌浚等商籌軍務，積極備戰，嚴陣以待。除夕，法艦復至馬祖澳，左宗棠頂風冒雨，飛舟巡視閩江口各炮臺。敵艦耀武揚威前來侵犯，左宗棠下令開炮，驅走敵艦。左宗棠抗法取得節節勝利，但已年邁多病，聞知李鴻章與法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憤氣攻心，病情惡化，“惡氣來吐”即于1885年9月5日長眠于福州。
福州人民在南公園建立左公祠，后又在馬江建立“左沈二公祠”，以志他建立中國近代海軍的空前業績，忠忱抗法的民族氣節和憂國憂民而鞠躬盡瘁的崇高品質。
（李建源）
（來源：《可愛的福州叢書之三 福州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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