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種番薯的陳振龍
陳振龍（1573—1619年）。明代人。原籍長樂，旅居呂宋（今菲律賓），以經商為生。萬歷年間（1593年），他從呂宋帶了番薯種回福州試種，并建議福建巡撫金學曾加以推廣。翌年適值福州地區大旱，巡撫便飭各縣普種番薯，獲得高產豐收，民食得以不匱，對以后的糧食生產，貢獻很大。后人為紀念他，因而在福州烏石山建造一座“先薯亭”。
熱愛桑梓 不忘鄉親
陳振龍別鄉離井漂洋過海后，在呂宋經商，但他鐘情故土，熱愛桑梓，始終不忘父老鄉親之情。由于他在故土度過了童年，目睹家鄉常因旱災，致使田園絕收，民食甚難。在呂宋時，他發現當地農民生產一種易栽、高產、香甜的薯類，可充當糧食，即今我們所種植的番薯。便決心把引種番薯、造福家鄉，當為他畢生報答的心愿。所以，他在繁忙的商務活動中，經常擠出時間，潛心學習栽培技術，為引進種植番薯做好準備。
戰勝困難 引進薯種
當時統治呂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對薯苗控制甚嚴，絕對禁止出口。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陳振龍多方設法并花費了一筆錢款，暗暗地購買到幾尺薯藤，秘裝于竹筒中，用繩子系于船舷，在海洋上航行了七晝夜，終于農歷五月下旬，把番薯安全地帶回福州（但有一說，是把薯藤混搓在綁貨的繩子中），令其子經倫向福建巡撫金學曾稟述番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的好處，請求官府大力推廣栽種。
試種成功 抗災度荒
福建巡撫金學曾得知后，十分重視。便喚陳振龍父子先行試種，然后再行推廣。他們就在城內水部與東門之間的沙帽池空地上進行試種番薯，當年即獲得高產豐收。翌年，福建各地大旱，無法播種水稻，金巡撫便發動群眾大力推廣栽種番薯。“以當谷倉”，從而度過了災荒。當時，尚有很多人認為本地土質不宜種植番薯，但經過總結推廣，大家就深信不疑了。由于巡撫金學曾認真推廣番薯生產，福州各地群眾都普遍地栽種，為抗災度荒做了一件大事，因而廣大人民把番薯取名為“金薯”。
總結種植經驗 推廣神州各地
隨著陳振龍引進番薯，其子陳經倫又在福州種植成功，并總結了經驗，番薯不僅獲得巡撫金學曾的大力推廣，同時深受八閩人民的熱烈歡迎。不少文人墨客也撰文賦詩大加贊揚，如《金薯頌》中就寫道：
“不需天澤，不翼人功，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谷不登，民食禾之實，今乃佐五谷，能助仁者也。可為粉，可以為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耄耋食之而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童兒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
明末，農學家徐光啟也總結了甘薯“十三勝”（即有十三條優點）。因而，進一步在長江三角洲地區進行推廣，迨至清初，則遍傳閩、浙、贛、云、貴、川、冀、豫等大半個中國。
陳振龍的五世孫陳世元繼承其祖遺志，匯編了先人引種番薯的技術，進一步充實完善了栽培管理以及防蟲、貯存方法等，取名為《金薯傳習錄》分為上下兩卷，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刊印出版，這部書的科學價值已超過了朝鮮徐榘的《種薯譜》和我國陸耀所著的《甘薯錄》以及徐光啟的《甘薯疏》。因而，乾隆皇帝于甲午年（1786年）向全國下了“廣栽植甘薯，以為救荒之備”的詔書，從此，神州各地更加廣泛種植，番薯成為我國人民的重要糧食作物。
弘揚歷史功績 福州建亭紀念
陳振龍引種番薯，是我國農業發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世紀著名科學史專家何丙郁先生指出：“西百多年來，甘薯對中國山地和瘠地的利用，對雜糧種植的多樣化，起了極深刻的影響。”我國現在番薯的產量占全世界產量的83%左右，它作為糧食、飼料和工業原料，已日益發揮其重要作用。
清道光十四年（1835年），福州人民為了紀念陳振龍和金學曾大力推廣種植番薯的功績，郡人何則賢在烏石山南側、海濱四先生祠后建“先薯亭”，后廢圯。1957年，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郭沫若先生在《紀念番薯傳入中國三百七十周年》一文中，高度評價了陳振龍引種番薯的歷史功績。他在《滿江紅》一詞中寫道：
“蔭入藤籃試出航，歸來閩海勤耕植，此功勛，當得比神農，人誰識？”
（林炳釗）
（來源：《可愛的福州叢書之三 福州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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