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都城市中軸線溯往
作者：盧美松
城市中軸線是中國城市建筑的重要標志和基本構成，形成城市建筑的一大特征與傳統規范。它突出表現中華民族建筑文化的特色和審美意涵。城市建筑中軸線來源甚古，應是源于上古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城市建設，體現對稱理念和宮廟建筑的倫理道德思想。
福州城市建設緣起于漢代閩越國的都城建筑，系仿照漢都長安城的規制而建。冶山考古雖無法復制或描繪古都模式，但從武夷山市城村的漢城考古發掘中，仍可概見它的王城建筑樣貌和基本格局。這也可佐證福州冶山所建閩越初都冶城的建筑格局和形制特點。由于武夷山王城遺址與冶山閩越國都城修建于同一時期，也就是閩越王繇和東越王余善“兩王并存”的時代，可證當時的兩都基本上都是模仿西漢長安城的格局和規制建設的，這體現了漢代大一統格局的出現和統一文化的形成。
福州中軸線初始應濫觴于西晉時首任晉安郡守嚴高創筑的晉安郡子城。據載嚴高筑城十分慎重，謹于擇地，咨于郭璞，在閩越王都舊地選勝開基造城，所遵乃漢晉都城樣式：坐北朝南開府，左右（東西）對稱列衙，中通街衢；居高臨下，俯視南面官舍民居及士兵營衛。到唐宋時期，主政官員如團練、觀察、處置、防御諸使，以及知路（福建）、知州、刺史、都督、轉運等路（省）、州級軍政長官衙署，也都援例開府于越王山南坡一線。
據《越王山志》記載，唐及五代大都督府門“位于鼓樓以北屏山（冶山）以南，今鼓屏路中段及其兩側。晉太康時，為晉安郡治所，唐為中都督府，五代后梁升大都督府。”唐上元二年（761），創大都督府門，咸通八年（867），改為觀察使衙署。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作為威武軍節度牙署。宋建炎三年（1129），升為帥府；明洪武間（1368—1398），為全省行政長官布政使司衙署。清康熙十六年（1677），設布政使，其地為使署，民國以后焚毀。
福州城內中軸線正式形成于唐代。唐代福州城內歷史中軸線的頂（北）端節點應是中都督府衙門，實際是源于西晉晉安郡的治所，五代后梁時升為大都督府，后唐改作威武軍節度牙署。宋建炎三年升為帥府，明洪武間，改為全省行政長官布政使司衙署，清代依舊為布政使司衙門，民國后焚毀。州治之所歷經晉、唐、宋諸朝，至元代始立總管府于譙樓（鼓樓）。都督府門內唐宋時期分別建有數以十計的院、廳、堂、樓、臺、軒、亭，占有大片土地，實為中軸線開端之大觀。
城北越王山自古為閩中府治之地，晉代嚴高首任晉安郡守，始修城池，初作官舍，十分審慎，相地理，咨堪輿，而后定，邇來近二千載。其地建衙定基之后，歷任主政官員，無論為王者、郡守、州牧、帝君，皆以為吉地勝壤，故開府駐節，久處不離，地不變而官屢更、權常易，至今猶然。究其原因，前人有言曰：“仕四方者，閱歷孔多，獨目此為善部。”古人以為此域“官崇地重，僉曰惟稱”，因此歷朝人對福州“皆號會府”，這在九州禹域之中，實屬罕見。省會城市之中軸線由此發端，應是實至名歸。
從唐代起，順著越王山南麓北高南低的地勢，依次櫛比排列著都督府門、威武軍門和虎節門三座衙署；虎節門原是嚴高所筑子城的南門，門南臨虎節河為護城河（今為虎節路）。虎節城樓以南連續建筑四座城樓，從北到南依次為還珠門城樓，門前有大航河護城，大航橋過渡；再往南為利涉門城樓，前臨利涉河為護城河，即今之安泰河，乃閩王王審知初筑羅城時的南門；迤南即王審知于數年后擴筑之夾城，號登庸門，又稱寧越門，今俗稱“南門”；宋代擴建外城即東南城與南城，城池外移稱合沙門，南臨洗馬河，今稱東西河。明初王克恭主政重建石城，終于構筑起堅實的牢城，遂將福州城池建成南北貫串的七座城樓和七條護城河流，如果加上城外雙杭的三捷河（達道河）與閩江，時人美稱九條“玉帶環腰”。
由于歷代主政官員開府建衙于越山南麓，并將衙前大路稱為宣政街，于是大街南面延伸的大道便稱宣政南街（俗稱南街），即從都督府門一路向南，經虎節門、還珠門、利涉門，直至寧越門（今之南門），即今日之鼓屏路接八一七北路。而出還珠門（今東街口）外的東、西大路，往東稱左通衢者今為東大街，往西稱右通衢者即今之楊橋路。而寧越門（南門）以南延至合沙門以遠的今八一七中路，則是宣政街中軸線的延伸。
若論城臺通道（即合沙門外到古釣龍臺新市堤邊），唐宋時期可能只是平疇土徑，車馬行人穿行其中，恐難有規范的中軸線。到宋代，閩江河沙淤積，北岸沙洲漸次形成，楞嚴洲、上下杭與臺江碼頭隨之漸次成型，直到它們完全由沙洲而凝固成陸之后，才逐漸取代新豐市堤而成為新的商貿中心和繁華市場，福州城市的南部中軸線也才可能轉移到中亭街至萬壽橋一帶。即便如此，原來環圍釣龍臺的上下杭洲、蒼霞洲以及幫洲、義洲仍不失其貿易興盛、物流發達的場面，只是業態分工已然不同。
從越王山迤邐南行的福州城臺中軸線穿行成規范的十里長街，見證的是福州城市拓展、商貿興盛、物流發達的歷史進程。這與首都北京、古都西安等作為政治、經濟、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大都會當然是不同特質、不同風貌的中軸線。
值得注意的是，福州城內圍護的七座城池，其中心由一條通衢大道南北貫穿連接，唐代開始命名稱宣政大街，顧名思義是頒布政令、宣示政教的衙署集中的大街，它的南面直可延伸到“宣政南街”（俗稱南街）的末端。的確，由子城所開始布局和建筑的城內官衙舍，歷經千余年，從歷史記載中還可想見它的舊制。正如詩人杜甫在懷古詩中所詠：“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今人只能從史書記載的鱗爪中想象中軸線穿行過的兩旁古跡，舊貌大多無存，即便如此，在全國諸多歷史名城中也不多見。由于歷代人的精心規劃和布局，終于形成今日城區的中軸線。
城市中軸線的存在，體現中華民族共同的審美理念和城市建設布局。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今日福州是華夏大地的一隅，中國早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固有信念，這一理念深入于中華民族的正統思維之中，同樣外化體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觀念中。建筑是凝固的藝術，是思想文化的忠實表達，福州城內的古代建筑和傳統藝術，正是忠實傳承了這些觀念，可惜這些傳統文化的遺存實在太少了。
福州中軸線的對外延伸，同樣反映城市歷史建筑的傳承和發展。宋人曾就城內七座城樓的建筑作了不無夸張的比喻，如宋代福建觀察使兼福州刺史程師孟有詩句稱：“七重樓向青霄動”，形容城樓的高大巍峨，既壯觀又有動感。更有意思的是同樣兩任福州知州的狀元黃裳，也吟出“七樓遙直釣龍臺”的詩句，可知當時人們都認為福州城內七座城樓的中軸連線，都直接指向臺江大廟山（原名惠澤山）釣龍臺。在這中軸視線走廊中，隱含著從福州內城宣政街往外延伸直接趨向釣龍臺。
古人為何如此熱衷于講述釣龍臺，蓋因這里有著久遠的歷史和人所熟知的無諸家族故事。早在唐代，福州已然是“東南盛府”，又稱“東南重鎮”，國內“大藩”，海外貨物交流和人員交往十分繁盛。福州海上和江上（指閩江）對外通航的口岸應是在釣龍臺畔。因為那時閩江北岸的沖積平原尚未出現，港口（渡口）碼頭更未形成，甚至連固定的沙洲也沒有產生，直到宋代以后才開始出現。當時閩江內靠岸的埠頭市集在唐、五代的詩歌中可以找到記載。唐代詩人馬戴（卒于869年）所作五言排律詩《送李侍御福建從事》，詩云：“晉安來越國，蔓草故宮迷。釣渚龍應在，琴臺鶴亂棲。泛濤明月廣，邊海眾山齊。賓府通蘭棹，蠻僧接石梯。片云和瘴濕，孤嶼映帆低。上客多詩興，秋猿足夜啼。”作者送李侍御赴福建任職，所寫為什么都圍繞著釣龍臺呢？分析全詩可知，當時福建任所的福州，最主要標志就是釣龍臺，那里不僅有古老傳說為祭祀閩越王無諸的大廟，還有余善釣白龍的故事，以及閩越國、晉安郡的歷史遺跡，故宮、釣渚、琴臺、亂鶴等。更重要的還有來閩航船靠泊上岸的津渡，有“賓府”（賓館）接客下榻之所及與蠻僧上岸的石階，這些均非他處可比。詩中也極力鋪陳福州江海的物候特征：泛濤、邊海、眾山、云瘴、映帆、秋猿。特別是“孤嶼”，標明是作為港埠、津渡的釣渚、龍臺。詩篇表明，作者對福州歷史、文物的了解十分詳細，這在當時的地理和信息條件下是十分難得的。另一首唐詩同樣透露了這一信息，即李洞（897年卒）所作《送沈光赴福幕》詩，其句曰：“潮浮廉使宴，珠照島僧歸。”寫的是福建觀察使作為主官在江邊餞別海外高僧，其場景也應在閩江邊的釣龍臺下。
再看唐末五代時，兩度到福州冊封王審知的翁承贊，深情地抒寫了回鄉的感受與朋友間的交誼。詩題是《新豐市堤餞行》，詩曰：“登庸樓上方停樂，新市堤邊又舉杯。正是離情傷遠別，忽聞臺旨許重來。此身暫與交親好，今日還將簡冊回。爭得長房猶在世，縮教地近釣龍臺。”此詩傳達的信息值得特別注意：一是臺江釣龍臺下此時已形成新豐市（或稱新市），表明其地因作為水陸交會的市集和濱江埠頭而成為熱鬧的商貿區，是福州通往閩江上下游與海外的樞紐通道。釣龍臺下筑堤建房，形成街市，是福州外出南行的大道節點。皇朝使節與藩國王者在此依依餞別，可見其地之重。令人矚目的是，黃裳知州特別指出：“七城遙直釣龍臺”，明確標示城內七城通衢大道，都直接指向釣龍臺與新豐市，那里顯然是福州城市中軸線的南面端點。由此向南，過江便是龍潭角，其上還有供奉北方水神玄武大帝的神壇，稱望北臺，與后代屏山鎮海樓上所供奉神靈遙相呼應。所以筆者認為，福州古代傳統的城市（或稱城臺）中軸線，在城內者應是唐宋時期官衙前的宣政街，向南的延伸則為宣政南街，直抵南門（古稱寧越門）和合沙門，即今鼓屏路與八一七北路。南門城外延伸向茶亭街、“漢閩越墓”與祖廟，過洋頭口轉洋中路、延平路直至臺江釣龍臺下號稱新豐市堤的繁華古街，那里既有待客的“賓府”，也有宴飲的酒樓，路途雖有些曲折且稍西偏，但其商貿繁華、車馬輻輳、人煙稠密可以想見，作為城市中軸線南面端點毫不為怪。
而宋代以后，隨著洲渚出現，江上所建浮橋和石橋，直接連通中亭街、沙合橋，從閩江上岸進城更直接，沿路出現繁華街市和興盛的文化與信仰建筑，后來居上地發展成為福州新的商貿街區，自是順理成章的了。
《福州晚報》（2025年2月27日 A07版 閩海神州）
閩公網安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