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海關茶稅征收與船政運營
作者：江振鵬
福建船政在有效運轉的時間段內，以閩省物產茶葉賺取的關稅厘金直接轉為建造新式艦船的800多萬兩白銀，化作滋養船政學子接受系統教育的67萬余銀兩學費。在此宏大背景下，閩地山海間一片片茶葉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蕩起的漣漪值得深思。
茶港興起與閩海關稅收劇增
中國茶葉是18世紀以來東西方貿易中最為全球化的大宗商品之一，歐洲工業革命持續開展引發市民社會的消費革命，歐洲對于茶葉、咖啡和糖的需求劇增，與東方中國形成以茶易銀為主的貿易方式，獲利豐厚。
19世紀隨著南美各國的獨立，英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再也無法獲取穩定白銀與中國做茶葉交易，英國企圖施行以印度種植的鴉片替代白銀的策略，引發中國社會強烈反應。英國對華發動罪惡的鴉片戰爭，其背景是要改變茶葉貿易中英國單方面白銀大量出超格局。清政府戰敗，英國強迫開辟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這些口岸分別位于中國紅茶與綠茶產區毗鄰的出海港口。
英國商人得以直抵茶區，尤其是靠近武夷茶區核心——閩江下游的福州。1842年清廷設閩海關于福州，歸福州將軍兼管。1844年福州港正式開埠，前來販茶的洋商逐漸增多。太平天國起義阻斷原先武夷茶北銷上海等口岸的茶路。1853年美商旗昌洋行溯閩江而上，直達武夷茶區，獲利甚大的消息不脛而走。1854年清政府撤銷福州口岸茶葉海禁，外商可以直接從福州通過買辦運銷茶葉。閩茶外銷的海路暢通，福州港茶葉對外貿易迅速發展。
1861年，清政府在泛船浦設立閩海關新關（洋關），由外國人分任稅務司、副稅務司，受總稅務司統轄。閩海關第一年收入就達白銀150萬兩。根據美國學者羅伯特·加德拉在《摘山：福建與中國茶葉對外貿易》一書的統計，在19世紀60年代末和19世紀70年代，僅福州出口關稅就達到平均每年近150萬兩白銀，至少占清王朝海關每年出口稅收的20%。直至1887年，出口關稅占整個清廷海關收入的一半以上。
考諸歷史，在此期間福州對外輸出物品中唯有茶葉為大宗，茶稅為閩海關利權之最要害者。來自《福建茶志》的數據顯示，自1864年至1881年間，全省年均出口量在70萬擔左右，這一時期茶葉出口總值約占全省出口總值的90%以上。因此，福州港就是一個因茶而興的世界茶港，閩海關的茶稅收入頗為豐厚。
船政經費出茶稅
總理船政衙門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中國海疆危機頻現之時，創設旨在興“東南大利”、圖自強、固海疆。1866年7月14日，清廷形成上諭，稱“所需經費，即著在閩海關內酌量提用……如有不敷，準由該督提取本省厘稅應用”。
1866年12月10日，船政奏準由閩海關四成、結款40萬兩（銀）撥為開辦經費，且閩海關六成洋稅下解銀5萬兩作為船政經費。1876年起，閩海關又以六成洋稅下每月解銀3萬兩；四成內每月解銀2萬兩，全年經費60萬兩。據日意格回憶錄《福州兵工廠》記載，在馬尾設立福建船政一個重要原因是“此處有重要海關，辦廠經費容易籌措”。實際上，船政設址對面就是營前閩海關的辦事處。
1849年英國廢除大部分航海條例。1854年，外國商船被準許從事英國沿海的貿易，英美兩國的運茶快剪船在福州開啟著名的運茶大賽，“世界有名之帆船載四月間俱來運茶，其運茶蹤跡遍于新舊大陸，足稱雄一時矣”。馬江在當時為著名之運茶港口，羅星塔因矗立在馬江岸邊，外國運茶船只直接將其稱為“中國塔”。
福州港外銷茶葉帶來的巨額利潤給閩海關提供主要稅源，也讓清政府就近興辦船政事業有較為穩定的經費來源。根據《福建省志·船政志》記載，1866年至1907年間，船政興辦以來總支出銀1921萬兩。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船政奏折統計，閩海關首期撥銀40萬兩，作為船政開辦費，后來補充每月從茶厘中撥款5萬兩，共對船政撥款1493萬兩，占船政總支出的78%。因此，船政開辦運營經費絕大部分來自閩海關的茶稅收入和地方茶厘。
閩海關一再拖欠經費的背后
19世紀80年代之后，閩海關的茶稅收入受國際市場的影響頗大。1880年，福州港茶葉外銷達到802千擔的歷史峰值，但出口額卻減少了122萬海關兩（清朝中后期海關所使用的一種記賬貨幣單位，屬于虛銀兩）。1881年，大量外國資本開始退出福州茶市，茶葉出口直線下降。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對福州茶葉出口產生了直接影響。1886年，福州茶葉出口降至660千擔。1890年，福州出口茶葉只有390千擔。1892年，福州茶葉出口量僅為1881年的六成，茶價也不如以前，閩海關的茶稅收入急劇減少。
英國還通過竊取中國茶種、制茶工藝，強迫印度當地勞工，發展出英屬印度茶產業，并將印度茶視為屬于自身的“帝國茶”，從而奪取中國的最大利權之一。印度、錫蘭茶葉后來居上，不僅取代中國茶葉在英國傳統的紅茶市場，而且蠶食中國茶葉在其他國際紅茶市場的份額。再加上日本茶葉興起后，逐漸威脅中國綠茶的外銷市場。根據陳慈玉在《近代中國茶業之發展》中的統計，到1910年，福州輸出茶葉從1861年占全中國輸出的46.3%頂峰跌至當年的8.3%，福州世界茶港的地位已無以為繼。《福州茶志》描述“茶葉貿易額下降導致海關稅收減少，官府厘金銳減，茶行破家敗產，福州茶港由此走向衰敗”。
閩海關茶稅的下降直接影響了閩海關的稅收總額，也直接影響了閩海關向船政局及時撥付造船經費的進度。1875年7月后，戶部規定閩海關四成收入還須先繳納給戶部，當時管理閩海關的福州將軍甚至都想要“暫停船政以補之”，因沈葆楨據理力爭，這才作罷，但船政的經費始終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在閩海關因茶稅劇減而日漸困難。
據林慶元在《福建船政史稿》中的統計，1880年1月至1882年12月間，閩海關應撥185萬兩，但實際僅撥出應撥的62.7%，拖欠經費占比37.3%。1883年1月至1885年12月，實撥僅為63萬兩，拖欠經費占應撥比為66%。1886年1月至1890年12月，閩海關實撥經費僅為應撥的53.5%。1891年1月至1895年12月間，應撥為310萬兩，實際撥付僅為118萬兩，占比僅為38.1%。
甲午海戰失敗，《馬關條約》簽訂巨額白銀賠款，清政府財政惡化，對于各省海關關稅、厘金更為依賴，剝削也更為深重。閩海關稅收一落千丈。船政局為了解決經費問題，1903年甚至下設閩關銅幣局，企圖鑄造銅圓來紓困，反映出福州茶市式微后船政艱難運轉之局面。1912年，船政改為省轄，歸福州都督節制，自此之后經費更不穩定，船政事業趨于頹勢。
清政府與地方洋務派利用閩海關茶稅、茶厘作為經費基礎，創辦了船政及其附屬的十三廠，外購、自主建造一批軍事、民用艦船，取得一定的成績。然而，現代海軍畢竟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涉及煤炭開采儲運、鋼材煉制、炮艦系統、機械建造、測繪駕駛和系統集成指揮等，這些都是工業文明時代的集中體現，建造、維持養護和實戰部署艦隊更是耗資甚巨。以閩地一省之茶稅為固定經費，就想建成一支擁有自主持續建造海軍艦船體系的想法何其難哉，再加上福建船政面臨西方列強如法國、英國包括日本海上力量的直接威脅。然而，正如沈葆楨所說“船政根本在學堂”，船政前、后學堂培養以及派赴外國留學的人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
《福建日報》（2025年1月7日 第12版：理論周刊·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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