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旋流倭國野 天文共戴福州城”——閩都國際化的歷史進程（五）
興盛的文化交流
福州作為環江臨海的海灣盆地和港口城市，從遠古時代起，除有發達的對外貨物交易外，同時也有不少文化交流。
南島語族的文化研究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東南沿海的古越人，已然搭乘舟筏，遠航去了南太平洋諸島，帶去了古越人的原始文明。而真正有記載的沿海古閩人、古越人、古閩越人的海外交往，最早應在先秦和秦漢時期。如《后漢書》記載，建初八年（83年），“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說明東漢初東冶與中南半島已多有聯系，東漢以后，則有更多沿海居民去往海外的記載。這種“國際”間的人員交往自然不僅是經濟貿易或社交事務上的聯系，一定有著文化上的交流，只是史籍文不及此而已。
史書有明文記載的，當數古印度高僧三藏法師拘那羅陀于后梁時來華，陳永定二年（558年）時來到晉安郡（福州），掛钖晉安佛力寺，校譯佛經二年多。后又“泛小舶至梁安郡（今南安豐州）”，直到天嘉三年（562年），才“發自梁安，泛舶西引”。律學高僧智文法師講經晉安，聽者甚眾，史稱“講譯都會，交映法門。”可見福州已成國際佛學文化交流的都會。從歷史記載看，福州對外文化交流是以宗教文化為起始的。
自唐初，福州就有很多海外來客，或“來朝”，或“入貢”。到中唐時，外國僧人頻頻到訪福州，開元寺被官方用作接待“番僧”之所，番僧齊集寺中交流佛學。唐天寶年間（744年）鑒真東渡日本弘法，大中六年（852年）日本僧人圓珍等隨商人欽良暉歸國而到福州，唐王朝一貫對外商、番僧的優禮態度和開放政策，極大地鼓勵了外商貿易和番僧傳經。
五代時，福州國際交往更加發達，海外國家紛紛派遣商使向閩王國朝貢、貿易。東北有高麗、日本，西南有占城、佛齊諸國，“亦逾滄海，來集鴻臚”，“雖云異類，亦慕華風”，說明中華文化對海外各國有很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宋代，福州海外貿易十分興盛，推動了對外文化交往的發展。熙寧三年（1070年），高麗王上表請派醫藥、畫塑人員，朝廷令福建轉運使招募。嘉定七年（1214年），日僧法忍凈業來華，駐留福州開元寺，回國時帶回經文。嘉定十年，日僧慶定在福州東禪寺和開元寺印制《大藏經》帶回本國。日本高僧俊乘坊重源等三次入宋，曾在雪峰寺修禪，并購買福州出版的《大藏經》回國，此經在日本多有保存。
宋代福建印刷業發達，閩版圖書暢銷國內各地及海外各國。除有大量佛經可供外僧帶走，朱子學（閩學）也在韓國、日本廣泛傳播，深刻地影響各國的思想與文化。福建的中醫學傳入朝鮮、日本，而且福建版的醫學著作和藥方也傳入該地。福建文化的對外傳播，其中多有福州人的貢獻。
元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鐮倉凈妙寺派僧徒入元，求福州版《大藏經》。當時福建向日本輸出的貨物中常有書籍和文具。入元日僧之船都在福州靠泊，福州刻版工匠因之隨日本僧商前往日本、從事雕版印刷者甚眾，見諸記載的有陳孟千、陳伯壽等福州南臺人。元代因福州國際貿易和人員交往繁盛，人稱福州為“閩海一都會”、“閩海東南大邑”。
由于福建地處海外交往的前沿，所以海外文化的輸入也多從福建、特別是首府福州開始。據記載，宋元時期大量阿拉伯人來到福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廷下令要求福建官員索要阿拉伯人所繪制航海圖或航海指南之類文字資料，可知阿拉伯航海術當時已傳入福州。當時，東南亞各地的帆船制造技術，也對福建造船產生影響。元代日本常派人來中國招聘刻版工人，日本入元的船只多是開到福州，福州成為日本商船來往的重要港口。福州刻工也隨日僧和商人前往日本，從事刻印事業。他們大多刻印佛教典籍和古代文人的文集，為日本文化發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元代波斯、阿拉伯人到福州經商傳教的頗多，至今留下清真寺教堂與死者墓地。
明王朝初立，朱元璋重視市舶之利，遣使四方，招徠各國貢市，福州國際交往因之頻繁，后因倭寇在沿海各地為患，遂由開海轉為禁海。明成祖即位后，命鄭和七下西洋，以“宣德化，徠遠人”，開啟“厚往薄來”的禮儀邦交，因此為福州的對外交往創造了新的機遇。
福州在國際關系中維持最久而又影響最大的應數明初朱元璋賜“閩人三十六姓”予琉球，開啟中琉宗藩關系與封貢貿易、文化交往的新局面。這種全面的友好國際交往在當時世界上應是獨一無二的，樹立了良好的國際社交榜樣。“后番舶入貢，多抵福州河口”，福州作為其時中琉封貢交往的唯一指定口岸，外交事務頻繁，就連其他國家來華的貢使也多到福州登陸，都得到良好的接待，滿足其政治活動和經濟貿易的要求。那些被賜往琉球的三十六姓閩人及其后裔，在琉球或入朝廷任官，行教化之任，或在民間傳授造船工藝、航海知識、建筑技術、陶瓷制造及染織、石雕工藝等等，傳播中華文化和技術知識。也有向琉球學人傳授文學、藝術、書畫及各種技藝的。明代冊封使蕭崇業赴琉球冊封時，“取福州者，自醫畫、書辦、門皂、行匠六十余人”。中華文化由此在琉球、嗣后在日本廣泛傳播開來。其中以中國書籍傳入日本，對當地文化的影響尤大。書籍進入日本上流社會和文人學者之中，大大推動日本文化的普及與本土化改造，其儒學、史學、文學、醫學、書畫藝術等無不深受影響。
明代琉球派來中國學習的官生雖不多，但學得中華文化后回國都在上流社會任職；而大批來福州學習的“勤學”生，多數來自民間，是村籍子弟。他們來榕“學文習禮事”，即學習漢文、漢語、禮儀，各種手工技藝和文化生活知識，如經學、理學、文學、醫學、書法、繪畫、音樂、天文、建筑以及工藝美術等。福建先進的文化相當一部分是通過來閩的勤學生傳入琉球。出使琉球的中國官員和隨員，多有學識與文化專長，在彼處逗留期間，通過相互交流傳授知識、傳播文化，大大促進中琉之間的文化交融。明末隱元禪師應邀前往日本弘法，隨帶眾多弟子中分別有擅長土木建筑、書法、繪畫、篆刻、文學、音樂、醫術等，連烹飪技術也隨之傳到日本，“黃蘗文化”對日本影響極大。據《琉球國由來記》載，因閩人的活動，“從此本國重師尊儒，始節音樂，不異中國”，“中山文風真從此興”。可見福州作為國際文化傳播中心，在琉球、日本影響之深廣。
明末以葉向高為首的福州官紳，與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開展著名的“三山論學”活動，體現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深入交流和思想碰撞。艾氏還在福州等地區出版了天文、歷法、地理、數學、哲學、醫學、神學等著作，多達22種，西方文化對中國思想、文化界同樣產生影響。福州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令外國傳教士流連忘返。
清代，福州的對外貿易和交往頗同于明代，也是初期實行禁海甚至遷界，嗣后頒布開海令與展界令，晚期因受列強侵略而被迫開放通商口岸，福州對外貿易與文化交往因開放而逐漸轉型，開始融入國際化大交流之中。
福州作為省會城市，其文化集中代表了福建文化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特色。清代對外文化交流，起初沿襲明代的做法，繼續著中琉之間的文化交往。福州人不僅在作物栽培、園林藝術、手工技藝、造船航海技能、中醫中藥知識等方面傳播于琉球、日本，更將中國的儒學文化和經典著作通過海運傳輸到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等漢文化圈內的國家和地區，其影響十分深遠。
近代開放通商口岸以后，列強紛至沓來，福州人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意識也因之發生變化。一批“開眼看世界”的福州人，不僅翻譯西書，學習西文，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留學西方和日本的學人打開知識閘門，溝通東西文化，其代表人物從林則徐開其端，嗣后繼踵者有嚴復、陳季同、羅豐祿、魏瀚、王壽昌、林紓、陳壽彭等眾多有識之士，開風氣之先，從事翻譯、演講、著述，會通中西文化，有關福州歷史、地理、物產和社會生活的著作、文章也被介紹到國外。福州作為開放的前沿、通商的口岸，最早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福州融入近代國際化浪潮，市民生活和社會風習也因之受到深刻濡染，人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也開始發生新變化，涌現許多引領社會潮流、倡導社會變革的杰出人物。
《福州晚報》2021年10月18日 A07版 閩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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