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旋流倭國野 天文共戴福州城”——閩都國際化的歷史進程（一）
福州因江而生、向海而興。先人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逐步發展起全面的對外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和科技等的交流活動與人員交往，使福州成為國際知名并影響廣泛的大都會。
福建省文史館原館長盧美松通過此文，全面梳理了福州城市兩千多年來的國際化進程，以及在此歷程中所展現出的亮點與特色，以饗讀者。
——編者
福州作為閩越古都、八閩首府，自古以來憑借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人文物產資源，發展起經濟、政治、文化和教育，成為“東南重鎮”“海濱鄒魯”。同時憑借“習水便舟”“江海通津”的航運條件和傳統技能，不斷增進與海外各國（地）的交通貿易與文化交流，逐步融入國際社會，形成與全球的經濟與人文大循環。直至近代，造就一批開眼看世界、引領新風尚的社會風云人物，為我國歷史增添寶貴的精神財富，向國際社會展示良好的交往形象。
福州作為濱海奧區，是我國傳統的對外交流口岸，其良好國際形象的樹立和美譽口碑的贏得，端賴其自身的美質：優越的地理位置，優良的港口條件，悠久的外交歷史，高超的造船技術，熟練的航海技能，發達的國際航線，繁榮的國際貿易，興盛的文化交流，友好的國際交往。
閩都作為我國東南大都會，自古以來就通過發達的海外交通，從事國際經濟貿易和人文交流，把中國的特色物產、科技知識和思想文化通過和平方式傳播到世界各國，對世界的文明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因而飲譽全球，贏得遠客口碑，塑造了良好的國際形象。晚唐詩人周樸有詩詠道：“海水旋流倭國野，天文共戴福州城”，高度概括了福州海外交往的久遠歷史和廣闊視野，世界各國共同趨向福州的熱烈場景。
優越的地理位置
閩都與國際交往的歷史十分悠久，其原因蓋出于依山向海的地理環境。《山海經·海內南經》曰：“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指的就是福州的地理位置，故秦始皇首設閩中郡，治所就在福州，后來歷史上常稱福州為“閩中”，亦出于此。背靠大山，向海開放，特殊的地理條件決定了福州較早面向海外的國際視野。漢代作為冶都或東冶縣的福州，是閩中首府，江海通流，交往便利。閩江匯集閩西、閩北溪澗之水，形成扇形、葉脈狀網絡，環繞冶都東南部入海。福州海灣因江深流闊、水流平緩而成天然良港。
晚唐著名詩人韓偓來閩投奔王審知，初到福州即作詩稱：“四序有花常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云從島上來。”他首來福州的感受與在中原各地所見迥然不同。只是他還不知道，早他六百多年前，三國衛溫、諸葛直的戰船已航抵海東的“夷洲”（臺灣），嗣后，隋朝海師也屢歷該島。所以中華地域的邊界絕不止于福州“城邊”。他所謂的“外國云”，正是指海外眾多來華貿易與進貢的船只與“蕃客”（商人和使者）。
“豈知佳麗東南陬”，清杭世駿傾情稱頌福州風光物產之美。福州正是憑借優越的地理條件，自遠古以來就已溝通海內外。如所記載，商周時期即為向中央王朝進貢、朝覲而遠航，“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再陸行到達京師。除東行北上遠去中原外，還有西行遠航來往于“舊交趾七郡”（即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包括今廣東、廣西、海南及越南中北部一帶，因為這只是基于“貢獻轉運”的部分，根據記載，循此航線而與海外更多、更遠地區的交往還有不少。
據記載，唐初福建全境人口僅有22820人，到盛唐的天寶年間，僅福州一地人口即達75876人，人口增長促進福建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福州因此而成“閩越都會”“東南重鎮”。唐末五代，王審知命人開辟甘棠港，破除巨礁頑石，導使“江海通津”，開發出更多的海外航線，與眾多海外國家交往通商，支撐起地方王國華侈的宮廷生活，并向中央王朝持續大量朝貢。所謂“開洋裕國”最早應從閩王國開始。
優良的國際港口
福州地處閩江下游，匯集閩中三支流之水（建溪、富屯溪、沙溪）而流入東海，上連四郡，外通諸洋，便捷而順暢。古代，自閩江口以內至候官（清代改稱侯官）、洪山橋一線，都有內外船舶靠泊之處，設有碼頭及造船之所。遠在漢朝初期，閩越王余善曾向漢廷自承親率八千水師助伐南越國，然兵到揭陽卻觀望不進，僅此已足證明其水師實力之雄厚。因為若加上東冶未出之水師，其規模當在萬人以上，戰艦靠泊的港口必有多處，如加上百姓貿易與漁撈民船的靠泊地，可以想見東冶海灣內港口、碼頭之多。
無怪乎《后漢書·鄭弘傳》載：“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七郡貢船來自海外，皆靠泊于東冶港，其運載轉輸的貨物必多，為之服務而役使的民夫亦眾。東冶港自漢代以來即成為海外朝貢貿易、貨物流轉的中心港口。另據清郭柏蒼載：“相傳漢時，海舶碇于還珠門外”，今東街口一帶古為大航河，河邊還珠門一帶為外國海船靠泊之所，可知彼時東冶儼然已是國際商港。福州港于上古的海運地位可見一斑。
作為港口，古代以停泊船艦為主者乃軍港，想來設施相對簡單；漢晉以后，以轉貢和營運貨物為主，則要復雜繁忙得多。港口的設施（包括接待）也要配套齊全一些。唐代福州港，成為王朝南方三大對外商港（還有廣州、揚州）之一，應該更加宏大而繁忙了。五代王審知治閩時，福州港外拓以招引“蠻夷商賈”。萬商云集，各國商使絡繹往返，朝廷、王國設觀察使、榷貨務、巡檢司、市舶司等機構和官員進行管理。此時入港的不僅有大量貨物，而且有眾多國家來的貢使、商人、僧侶及求學者。據記載，大廟山、開元寺、利涉門、寧越門、還珠門等處都有外舶靠港，登岸入駐。唐末五代，在福州靠泊外來船舶的港口還有福安甘棠港（黃岐港）、閩安邢港、亭江東岐、懷安碼頭等。福州港內“帆檣云集，商旅相繼。”港外“潮通番舶，地接榕都，連五寨而接二茭，控東甌而引南粵”。交通商旅的國家和地區有新羅、占城、三佛齊、天竺、大食諸地。
到宋代，因福州城內水系發達，“蠻舶至福州城下”，城內還有“百貨隨潮船入市”，“舟載者盈于門庭”。水上貿易達于城內居家，輕舟販百貨便于民戶購用，生意自然繁盛。福州城外閩江邊，卸貨與交易之地應在萬壽橋、沙合橋邊以及城內外各道頭與江邊空地、上下航沙洲之上。新港河口業已成為內河重要港口，附近設造船廠。南宋初，內河專設臨河務以管理水上貿易。元代，稅局雖設在泉州，海商為了逃稅，往往從福州開航。著名福船新安船的基地港就在福州，故該船多從福州開出。據記載，宋元時代，福州港因城市美麗，物資豐富，人煙稠密，經貿繁榮，外國船舶尤多，因而號稱“東南全盛之邦”，馬可·波羅稱贊“此城為工商輻輳之所”，“此城美麗，布置既佳”。
逮至明清，福州港發展起白龍江（臺江）北港和烏龍江南港諸處港埠碼頭。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開鑿直瀆新港，使瓊水河與閩江通流，外國船舶方便直接開進河口碼頭。明初，鄭和奉命七下西洋，皆駐泊于福州長樂太平港，修造船只，招添水手，籌集貨物，補充給養，福州港成為其航海的補給站。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從泉州遷至福州，琉球的封貢貿易與東南亞各國的朝貢貿易皆在福州港進行。“歲時諸番賓貢，海舶珍奇之貨，率常往來于此”，福州港更加興盛繁榮。明代還在倉山上王（今臨江境內）開港，以方便番船停泊，從而開啟番船浦碼頭的先聲。臺江河口與幫洲一帶商人萃聚、貿易興盛，遂形成“雙航”商業中心。此時內河各大橋如高升橋、象橋、島橋、太平橋、德政橋、澳橋，乃至安泰河七橋之畔，也都出現大大小小的港埠、碼頭和道頭，方便船貨裝卸與銷售。清初實行海禁20多年，開放后設立閩海關，以管理對外貿易，福州港再度興盛。鴉片戰爭后，福州被迫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商貿在畸形發展中繁榮一時，號稱中華“茶港”。茶葉貿易衰落后，其他交往依然興旺，仍為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開放窗口。
清初海禁之時，福州唯與琉球有封貢貿易往來，開禁后在福州中洲島設海關衙署，對外貿易重又興盛，經濟貿易主要往日本，商船數量居國內各港之首，主要出口商品為生絲和絲織品。福州港與東南亞貿易亦頗為興盛，多往咬留吧（今印尼雅加達）與馬六甲等地。清初西方國家最早是荷蘭到福州進行試探性外交及經貿活動；開禁以后荷蘭人在福州以通商為主；英國商船則購買大量絲織品。
清代福州與琉球的交通貿易更加頻繁，朝廷令在河口復設柔遠驛，準許貢船帶土產、貨物、銀兩在閩貿易，規模甚大，官方指定十家“球商”專辦貢使貿易事務。
到晚清鴉片戰爭前，英國殖民者偵知福州地位重要，方便海上貿易，認為“就福州的地位與商業的便利來說，那帝國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比福州更適宜的”，并稱閩江上游是“一切最好的紅茶產地”，福州口岸又是理想的茶葉出口港。他們狂妄地提出，“包括了鴉片和各色英國產品的貿易，是可以在福州府建立起來并保持下去”。因此力迫清廷開放福州為商埠，這就為后來的鴉片戰爭和“世界茶港”的形成埋下伏筆。
《福州日報》2021年9月15日 A07版 閩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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