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都文化的形成發展及其特色
作者：黃啟權
閩都文化即福州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福州地處中國東南一隅，西北多山，東南瀕海，其文化既與中華文化同根，又形成獨具的特色。
一、閩都文化的淵源
閩都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但它離不開中華大地，離不開閩都本身的地理和歷史，也離不開周圍的影響。它的淵源主要來自古閩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
（一）古閩文化
福州城市發展的歷史，是福建歷史發展的縮影；而福州先秦時期的文化，則是閩族和古閩文化發展的代表。根據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明，閩族先民應是殼丘頭、曇石山的主人。
1．殼丘頭遺址。它位于平潭縣平原鄉南壟村，是福州乃至福建全省迄今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距今五千五百至六千五百年。1985年秋發掘面積八百多平方米，共清理貝殼坑二十一個，墓葬二座，以及一批石、骨、玉、貝、陶器，打制石器與磨光石器并存，磨制不精；陶器以夾砂陶為主，胎厚、質松易碎，制法原始。可看出殼丘頭人背山面海而居，主要靠討海為生，農作物以薯、芋為主，狩獵以鹿、野豬等中小動物為主；還有“樹皮布打棒”，說明當時人們已經用樹皮制作衣服。
2．曇石山文化遺址。它在閩侯縣甘蔗街道恒心村，是中國東南地區最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代表閩族先民的氏族社會文化，距今四千至五千五百年。從1954年開始，經過八次考古發掘，至今共出土陶、石、骨、玉、牙、貝等六類三十三種、近千件文化遺物。其生產工具以磨制石器為主，其中以石錛為多，還有石鐮、石鏃、骨鏃和陶網墜等；陶器以釜為主，其次是豆、罐、杯、碗、壺、簋等，說明當時已有原始的農耕生產，但狩獵捕撈仍是生產補充手段；他們也掌握了原始紡織技術，而幾何印紋陶，則是中國南方先民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曇石山文化，與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江西吳城文化相比較，雖然有一定相似之處，但更具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如橫剖面為三角形的石鋤在北方就不多見；石錛也與江西、廣東的有明顯不同。這說明它是一處具有典型地方色彩的文化遺址。
曇石山文化大多數分布在閩江下游，先民沿水而居。除曇石山外，尚有閩侯竹岐莊邊山、白沙溪頭和福清東張等處。它與先秦典籍、古代方志所記載的閩族或“七閩”活動的區域相當。這里地處亞熱帶，水邊低濕，自古多蛇，遠古先民們就以蛇作為圖騰來崇拜。漢許慎《說文解字》說：“閩，東南越，蛇種。”就是這個意思。福州市郊過去蛇王廟很多。閩侯縣洋里鄉至今還有一座規模可觀的蛇王廟。曇石山文化與殼丘頭文化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系，最能反映這種關系的是生產工具和生活器具的發展變化，尤其是陶器的組合和形態表現最為突出。他們的生產工具都以小型石錛為主，器形極為相似，所差的只是前者多系打制或打制后稍經粗磨，制作不精；而后者則通體磨光，制作精細。利用海生牡蠣制作生產工具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兩地的貝耜（或稱貝鏟），無論是器物形態還是制作技法，都如出一轍。他們都是“貝丘”文化。
3．黃土崙遺址。它位于閩侯縣鴻尾鄉石佛頭村。1974年以來經過多次發掘，從十九座墓葬中，清理出土兩百多件陶器，以灰色幾何印紋陶為主，制作精美，造型奇特，具有強烈的仿銅作風。它們代表了閩江下游受中原商周青銅文化影響而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遺存，距今三千三百年左右。這時閩族所處的是銅石并用的時代，并已進入了干欄式建筑的時期。盡管黃土崙文化南起福建晉江，北至浙江南部，東達海濱，分布福建大部分地區，但它的中心乃是閩江下游，仍以福州為中心。它與曇石山文化遺址的上層遺存、東張遺址的中層遺存一脈相承。“閩”最早見于《周禮》的《夏官》、《秋官》。這就是說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閩作為一個方國與種族，已出現于中國東南方。“閩”的存在比“越”更早。只是閩中封閉，史書上缺乏更多的記載。
（二）越文化
《史記》和《漢書》上都記載：戰國中期（前334）越王勾踐六世孫無疆被楚威王打敗，越國瓦解，越王族分散在江澤海邊，各據一隅，有的稱王，有的稱君，其中有一支南奔入閩。他們帶來了吳越文化，同原有土著閩族人結合，成為“閩越族”，也稱“閩越人”。
《春秋集覽》云：“越人居閩地，故并稱閩越地。”朱維干《閩越的建國及北遷》中也說：“閩是福建的土著，越則是由會稽南來的客族。”越人入閩，打破了閩族幾千年封閉的局面，以其先進的經濟技術、政治組織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征服并改造了閩族和閩方國社會，造就出戰國末年至西漢初期百余年閩越國崛起、鼎盛的局面，其歷史意義十分重大。
其實，越人的遷移閩族地區不止一次，有史可稽的主要有三次。一、干越族（越族的一支）被吳滅亡，部分干越族人逃入較安定的七閩，干越人與閩族人相處在七閩之地。二、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在越國夫椒之地打敗越王勾踐的軍隊，并派重兵把勾踐圍困在會稽，勾踐被迫“請為臣，妻為妾”；越國戰敗，國破家亡。為了逃避戰亂，大批于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到七閩；福州于山就因于越人聚居而得名。三、越王無疆之時，越國出兵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軍，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于楚”。這就是越人的第三次入閩。
越文化對閩都文化的影響很深。閩越王無諸在閩中發展勢力，自立為王，在福州北郊新店修筑小土城，成為閩越族的首領，統治閩中。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廢去他的王位，封為君長。當陳勝、吳廣起義時，無諸率閩越兵跟隨反秦。閩越甲兵攻析、酈，戰藍田，入武關。秦亡后，楚漢戰爭爆發，無諸又率兵佐劉邦擊敗項羽，為漢王朝的建立作出貢獻。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劉邦“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無諸與漢廷保持和睦關系，吸收中原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無諸及其后裔統治九十二年，使閩越文化在福州地區得到了較充分的發展。
（三）中原文化
如前所述，黃土崙遺址出土的大批器物，特別是幾何印紋陶器，制作精美，造型奇特，“具有強烈的仿銅作風”，如陶鼓，就與湖北崇陽出土的商代銅鼓相似。還有仿銅的陶鏡，其制作也相當精美，鏡背邊緣是用泥條堆飾而連續不斷的卷云紋，鏡紐用四個相同的泥條卷云紋堆飾，顯得十分美觀。其文化淵源可從青海“齊家文化”、安陽殷墟婦好墓，以及陜西寶雞和鳳翔等地出土的銅鏡中探求。
《史記？楚世家》載，公元前9世紀末，楚熊霜去世后，因三弟爭立，“叔堪亡，避難于濮”。《國語？鄭語》也載：“叔熊逃難于濮而蠻。”賈公彥于注疏中指出：“叔熊避難于濮，隨其俗為蠻人也，故曰蠻。”又云：“叔熊居濮如蠻，后子從分為七種，故謂七閩也”；“閩雖與蠻，七、八別數，其本是一，俱屬南方也”。這里所說的閩、楚關系密切，應是事實，閩侯縣莊邊山出土的漢墓楚風可以證明。
莊邊山漢墓位于閩侯縣竹岐鄉春風村西。從1959年起先后發掘九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向東，排列有序，大小略等，長2.3米，寬1.2米，隨葬器物多為灰硬陶，還有石璧、環等。器物組合以鼎、豆、壺、盒為常見，也有甕、匏壺、香熏、盆等，有濃厚的楚文化遺風。發掘資料表明：至遲在戰國中期，楚人已來到福州定居。從發掘的九座墓葬的延續年代和特征看，包含了戰國中、晚期甚或秦漢之際，有的墓主人就是楚貴族。由此可以證明，古代閩江口附近的白沙、侯官一帶，就是福建地區人們活動的中心地之一；而楚人入閩，也是楚文化入閩，所以閩文化中已逐步有了中原文化的因素。
史書記載，自漢以后，閩都與中原人民有三次大融合。第一次是西晉末年，即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蕩，“衣冠南渡，八姓入閩”。據史志記載有林、黃、陳、鄭、詹、邱、何、胡八姓士族南遷入閩，其中相當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區。第二次是唐末跟隨王審知兄弟入閩，所謂“十八姓從王”，實際有三四十姓，新編《固始縣志》載有三十四姓入閩；僅隨王審知部將張睦入閩的就有二十四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隨著全國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民紛紛南下。這三次中原人民的大規模入閩，不僅史書上有記載，而且許多姓氏的族譜中都可找到佐證。三次中原人民與閩都人民的大融合，大量傳入中原文化，從而推動了福州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對福州地區的開發起了重大作用。到了南宋，閩越人與漢族人已經完全同化了。
（四）海外文化
福州地處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東部的閩江口，東臨大海，自古以來被譽為“環山、沃野、派江、吻海”。《山海經》稱：“閩在海中。”顧炎武也說：“海者，閩人之田也。”正因為這樣，福州地區海外交通發達較早。
志載，春秋時期，吳王夫差曾遣水軍至閩江口造戰艦，故長樂有“吳航”之稱，這有待進一步考證。但連江縣浦口鄉山堂村發掘出土的戰國時的獨木舟，即是江河及近海所用之舟，可以作為實證。
越王無疆為楚所敗后，其后裔有一支就是從海上進入閩中的。漢武帝為平定馀善的叛亂，水陸并進，水路從杭州灣發兵，由橫海將軍韓說率水軍浮海從東冶登陸。東漢時，中國南方“舊交趾七郡（包括粵、桂、滇及越南等地）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當時，東冶港不僅與臺灣、琉球已有往來，而且開辟了遠至東南亞、南亞和非洲等地的貿易航線。三國孫吳在東冶建立造船基地，置典船校尉，監督謫徒造船。同時，在連江、長樂等地設立船屯。唐代，福州和泉州成為國際貿易港。五代，王審知積極發展海外交通，派人去蘇門答臘招徠海中番客，“盡去繁苛，縱其交易”，使福州、泉州兩港的貿易超過了杭州和廣州。
宋代，福州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已成為繁華的港口城市和全國造船業中心。明代，福州是全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鄭和七次下西洋，屢次進入福州港候風補給，更促進了福州與海外的雙向貿易。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從泉州移駐福州后，福州成為中國朝廷與琉球往來的唯一港口。
鴉片戰爭后，福州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隨之，福州形成大宗貨物的集散地，曾列入全國“三大茶市”和“三大木材輸出地”之一。清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準在福州馬尾創辦福建船政之后，福州更全面地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和人才的交流。
正是這樣，閩人自古遠涉重洋，旅居海外。早在漢代，就有先民移居菲律賓群島。唐代，已有先民到東南亞和日本經商，其中少數人定居了下來。五代閩國時，去印尼、越南、印度經商、做工的人增多。南宋末年，不少人更因戰亂遷徙海外。明代，沿鄭和下西洋的航線去東南亞謀生的更多。明末清初，因“遷界”又有許多人避居越南、日本和東南亞。至鴉片戰爭前，福州旅居國外的華僑約有幾萬人。抗日戰爭前，福州旅外華僑已有二十多萬人。至今，福州籍海外僑胞和華人達兩百五十萬人，分布東南亞、歐、美、澳、非等五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還有旅臺鄉親六十萬人。歸僑、僑眷和港澳同胞眷屬達兩百五十多萬人。
因此，可以說海洋文化對閩都文化的影響是普遍而深刻的。加上福州長期處于省會位置，既是全省人才的薈萃之地，又便于吸納全省文化的精華。福州文化在閩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閩都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閩都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大約可分為六個時期。
（一）萌芽時期——遠古至漢初
距今四千五百至六千五百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土著的閩族人即殼丘頭和曇石山人形成氏族部落，學會制作和運用石、骨、玉、貝等器具和陶網墜，特別是夾灰陶，從事漁、獵活動，并開始了飼養畜類和簡單的農業勞動，崇拜蛇，以此為圖騰。到距今三千一百至三千六百年的青銅器時代，閩地出現大量幾何印紋硬陶，有相當高的技術水平，無論造型和裝飾都富有仿銅器的色彩。這是進入鼎盛時期的閩族文化。
戰國時期，越王允常聘歐冶子在閩地煉劍，至今留下歐冶池及其傳說。漢初，公元前202年，無諸在東冶建立閩越國，筑冶城，興冶煉業，不僅有鐵制的兵器，而且有鐵制的農具和手工業工具；閩越人已過著“飯稻羹魚”的生活，并會生產荃葛。這是閩都歷史上文化發展的第一個轉折時期。
（二）雛形時期——三國、晉、南朝
這個時期，中國歷史上處于長期分裂割據狀態，中原戰亂頻仍，閩中相對穩定。孫吳歷經六十二年、五次用兵入閩，方取得對全閩的統治，使閩江下游的生產、商貿和海上交通得到發展，閩江上出現“宏舸連軸，巨艦接艫”的盛況。晉太康三年（282），晉安郡守嚴高修筑子城，鑿東西湖，利于灌溉，閩都農業生產已擺脫火耕水耨狀態。這里設立典船校尉，專司造船；還設有溫麻屯等頗具規模的造船工場。
特別是永嘉之亂后，“衣冠南渡，八姓入閩”，出現了閩都與中原人民的第一次大規模融合，進一步促進閩都社會文化的發展。福州地區開始種植水稻，培植水果，并能織出上乘的錦緞，陶器工藝進入全國先進行列，壽山石雕已有石豬等工藝品產生；宗教文化傳入閩都，佛教的乾元寺、道教的城隍廟都已興建。
這個時期，有幾位名流任職晉安郡，除嚴高外，還有編撰第一部《閩中記》的陶夔、創立郡學堂的虞愿、著作《神滅論》的范縝以及著名詩人江淹，等等。
（三）成長時期——隋、唐、五代
唐中葉以后，福建觀察使李椅、常袞重教興學，使福州人才初露頭角。福州地區的農業生產又有所發展，開始種植雙季稻，出現冬耕，閩荔已成貢品，方山“露芽”，為全國名茶；侯官為全國鹽鐵的十監之一。全省六個鹽縣，福州占其四。
五代，實現閩都與中原人民的第二次大規模融合，這是福州歷史上的又一個轉折時期。王審知治閩二十九年，大力興修水利，圍海造田，促進農業生產；利用瀕海優勢，開辟甘棠港，發展對外貿易。同時，加強城市建設，先后修筑羅城、夾城，福州成為福建的中心城市。他還重用人才，大興“四門學”，使閩都文風大振。陳衍《閩詩錄？敘》中說：“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到唐始有詩人，唐末五代中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者，詩教乃漸昌。”唐五代福州文化的發展，為宋代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唐文化對閩都語言的影響也很深遠，至今福州話中還保存許多唐音。五代的宗教文化也格外興盛。閩王崇奉佛教，福州寺廟大興，“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而且，出了許多名僧，禪宗五宗的創始人幾乎都與福州有關。王審知的兒子尤崇道教，陳靖姑的“三奶教”在五代閩國盛極一時。
（四）形成時期——兩宋
進入北宋，南北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北宋末至南宋，隨著全國政治中心的南移，實現閩都與中原人民第三次大規模的融合。從天寶陂到祥符陂，發展到閩縣人李宏修筑成功木蘭陂，水利工程建設的水平大大提高，還發明了龍骨水車，便利灌溉。當時，福州已普遍種植雙季稻，成功引進占城稻，并向江浙各地推廣；還引進棉花生產，也有了茉莉花茶加工，福州已成為全國有名的果園區，并會生產冰糖。城里設立官辦的文繡局，絲織品質量列為特優；陶瓷生產達到新高度，已分黑、白、青瓷三種。印刷業十分發達，舉世聞名的釋、道三大藏——《崇寧大藏》、《毗盧大藏》、《萬壽道藏》都在福州刊刻。造船技術達到全國一流水平，而且民間造船業興起，宋紹興十年朝廷下令在福州一次造舟千艘。
宋學的價值觀啟導著福州的文化進步。這時，福州成為文化名邦，文風昌盛，甲于東南。不僅張伯玉、蔡襄、程師孟、曾鞏、李綱、陸游、趙汝愚、朱熹、梁克家、辛棄疾、文天祥等事業和文名留在福州，而且閩都涌現出理學名家“海濱四先生”，閩學主要傳播者和奠基人黃幹，承先啟后的豪放派詞人張元幹，音樂理論家陳旸，畫龍名家陳容，民族詩人、畫家鄭思肖，等等。宋代科舉中福州出現許多奇跡：宋乾道二至八年三科，永福縣人蕭國樑、鄭僑、黃定連中三狀元；宋嘉定元年一榜三鼎甲全是福州人（狀元侯官鄭性之、榜眼福清孫德輿、探花侯官黃桂）；兩宋間福州地區共舉進士二千二百四十七人，居全國各省城第一。
（五）發展時期——元、明、清
元代統治者對漢族人民施行了殘酷壓迫，但福州的商業仍出現畸形的發展。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在他的游記中描繪當時福州的情景：福州“有一條大江（即閩江）穿城而過。江面寬一點六公里，兩岸簇立著龐大、漂亮的建筑物。在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著大批的船只，滿載著商品，特別是糖。因為這里也制造大量食糖……這里各種物資供應充足，還有許多賞心悅目的園林。出產優質美味的瓜果”。第一座橫跨閩江的石橋萬壽橋和江南第一佛福清瑞巖彌勒石像，也都在這一時期建造的。著名詩人薩都剌在福州留下不少壯麗的詩篇。
明代福州，對外貿易進入鼎盛時期。鄭和七次下西洋，都在這里候風補給，從而促進了福州與南洋的交往，也繁榮了福州的工商業，奠定了它在全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成化十年以后，福州更成為福建與琉球貿易最有活力的港口。福州的造船業躍居先進水平，高大如樓的“福船”成為海內外聞名的船型。
明初，由于實行屯田、墾荒、水利等恢復經濟的措施，城鄉經濟復蘇，海外又傳入番薯、花生、煙草和玉米等新種，使福州農業生產更加多樣化；特別是長樂人陳振龍引進番薯，不僅有利渡荒，而且提高糧食產量。
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日益發展，并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福州的手工業作坊林立，紡織業發達；尤其弘治年間，民間織造工人林洪發明“改機”，提高產量、質量，增加花色品種，使福州成為“絲城”。同時，礦冶業、造船業乃至果林業都出現雇傭關系，大大促進商品生產。
經濟的繁榮，推動文化的發展，詩歌尤為發達。明初，以林鴻為首的“閩中十才子”活躍于詩壇。張經、陳第在戎馬倥傯中也寫下不少愛國詩篇。明中葉，鄭善夫與中原名家旗鼓相當。傅汝舟、高瀔成就也較高。晚明，鄧原岳、徐熥、徐火勃、謝肇淛重振閩中風雅。曹學佺則被認為是萬歷中期至崇禎年間全國詩壇的名家。同時，葉向高等人為傳播經商文化作了努力。明末清初，福州閩劇、評話、伬藝異軍突起，頗有后來居上之勢。謝肇淛的詩句“布谷聲聲春雨后，荔枝十里鳳凰崗”，既寫了地理，也寫了人文。
（六）成熟時期——近現代
清初，特別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后，朝廷調整政策，出現“康乾盛世”，一百多年間社會相對寧靖。鴉片戰爭后，一方面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給福州經濟造成破壞；另一方面也為中西交往打開大門。尤其是洋務運動中，福建船政勃起，獨樹一幟，帶動了福州機械工業、輕工業、交通運輸業以及礦產業的發展；農村經濟有損有榮，由于糧食生產發展遲緩，迫使農民大量擴種番薯，其他茶、蔗、柑橘、龍眼、荔枝等產量也都有提高。福州辟為通商口岸，也很大地促進了茶葉貿易的拓展，馬尾港茶葉出口額最多時占全國茶葉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四；同時，木材的輸出量大有增加。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又一度刺激福州民族工業的發展，不僅行業范圍擴大，除輕工業外，還有幾家礦業，而且開始興辦公用事業和交通事業。
經濟的進步，帶來了文明發達，也更加促進了中西文化和技術的交流。改革舊學，提倡新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度時興；船政文化演繹著海文化，推動近代海軍和近代科學的迅速發展。外國教會進入福州傳教、辦學，客觀上促進了福州現代教育的進程。清末，福州已辦起十六所教會中等學校，多數附設小學；同時，還有四所官私辦大學、十二所各類官辦學堂。民國時期，福州地區的教育事業有了更大的發展。清代后半葉，福州有一批在全國很有影響的文化人；20世紀20－30年代，福州的文學藝術活動日趨繁榮，閩劇、評話進入了興盛時期。
百多年來，福州更涌現出為數眾多的風云人物。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林則徐、沈葆楨、林啟、王仁堪和林森，思想家嚴復，文學家陳衍、陳寶琛、鄭振鐸、冰心、廬隱、林徽因、鄧拓，翻譯家林紓、王壽昌、羅豐祿、陳季同，海軍將領葉祖珪、薩鎮冰、黃鐘瑛，革命家林旭、方聲洞、林覺民、林述慶、林白水、王荷波，僑領黃乃裳，天文氣象學家高魯、張鈺哲、陳遵媯、王綬綰，化學家侯德榜，物理學家薩本棟，科普學家高士其，數學家陳景潤，還有外籍院士陳家翹、林同棪等。何綿山曾把近代閩都文化概稱為“侯官文化”。他說：“近代侯官文化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地處一隅，遠離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彈丸之地侯官，在極短的時間里崛起一批杰出人物，……令人驚嘆的是這些杰出人物門類齊全，有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文學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譯家，幾乎囊括了各個領域，故有‘晚清風流出侯官’之說。”
三、閩都文化的特點
閩都文化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進行分析探討。本文試就下列兩個層面分析其特點。先從表現形式看：
（一）多元性
閩都文化與中原文化不同。中原文化是正統文化，根深蒂固，對外來文化有很強的同化能力。而閩都文化是在土著的古閩文化發育尚未健全的時期，就接受了外來的越文化，而后．連續受到中原文化、海外文化的影響。因此，有人說：它是以古閩和越文化為基礎，以吳楚文化、中原文化為養分，并受到海外文化的催化，逐步地從孕育到成長，再到發展，直至成熟。由此可見，它的多元性的特征較為明顯。這從上述閩都文化的淵源和發展中已作了詳細的說明，這里就不贅述。
（二）包容性
由于歷史的原因，閩都文化兼收并蓄，廣泛吸納外來文化，所以福州人樂于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較少頑固性；福州人講究寬容，善與人處，較少排外性；福州人目光遠大，心胸開闊，較少狹隘思想；福州人地域觀念不強，易于吸收外來文化，較少門戶之見。因此，吸收快、傳播快、結果快，是閩都文化的又一特點。如福州宗教的發展，不僅廣泛容納了全國各民族的多神宗教，而且較早地傳播外來的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尤其是佛教禪宗五宗的創始都與福州密切相關。至今福州民眾中仍延續著多神的信仰。
再從閩劇、閩菜的形成、發展來看。閩劇藝術，即昆曲、弋陽腔、徽班、京劇等多種劇種，與福州方言戲融合的產物。閩菜（主要指福州菜）是全國八大菜系之一，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形成與發展中，不斷吸收外來的養分。南宋以后，“蘇杭雅菜”烹調方法的引進，促使福州菜產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五口通商后，福州菜又采納了“京廣燒烤”的特點，豐富自己；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州菜的烹調在擅長用糖、糟的基礎上，融粵、魯、川乃至西洋菜之長，使之躍上新的臺階。
（三）延伸性
由于地理的原因，閩都文化植根本土，源自中原，從北而南，傳播海外。俗語說：“閩字門里一條蟲，跳出門外變成龍。”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閩都文化的發展得益于地理的延伸。
一是向海外延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長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構建筑福州華林寺，不僅為中國保存宋代初年的文物瑰寶，而且經考證，日本鐮倉時期“大佛樣”、“天竺樣”的建筑，都深受其建筑風格的影響。明代洪武年間，封“閩人三十六姓”（大多是福州臺江河口一帶人）赴琉球，移居那霸“久米村”，至今當地居民的生活、習俗還保留著福州的傳統。明清間，福州又成為中國與琉球往來的唯一港口，歷次受命冊封琉球國王的正副使中，謝杰、齊鯤、林鴻年、趙新等多人都是福州人。他們帶去了福州人，也帶去了閩都文化，很大地促進中琉經濟、文化交流，琉球的線面制作、空手道等都源于福州。直至20世紀90年代，福州還為那霸助建了濃縮福州微型山水的“福州園”。近現代從移居詩巫開辟“新福州”的閩清人黃乃裳，到印尼的福清三林集團、馬來西亞的倉山郭氏集團，直至20世紀70年代福州人向美洲、歐洲、澳洲等地廣泛發展，如今世界一百一十二個國家和地區已有數百萬福州籍的華僑、華人，福州人的杰出代表林則徐銅像已豎立在美國紐約街頭，紐約的“唐人街”，隨處可以聽到福州話。
二是向臺灣延伸。歷史上，早在三國時期，福州人就開始赴臺。考古發掘，臺灣出土的許多宋代瓷器中，包括連江浦口窯和閩侯油窯的青瓷。據日本窿德忠《道教史》記載，福州“三奶教”即陳靖姑信仰，于明萬歷十八年（1590年）開始傳入臺灣，它是大陸傳入臺灣最早的道教，而今臺灣省臨水宮一百八十多座遍布各市縣。清雍正年間，侯官人薩學天任彰化教諭，將福州南臺白龍庵五靈公（五帝）移靈于彰化，現在臺灣各地的十余座五靈公廟多由此分爐。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政府制造牡丹社事件，派兵登陸臺灣。福州人欽差大臣沈葆楨率師入臺，經艱苦斗爭，逼退日本軍隊；而后奏請設置臺北府，將福建巡撫移駐臺灣。他對臺灣的開發、建設多有建樹。他延請福州工匠，從福州采購建材，在臺南興建延平郡王祠，專祀鄭成功；又奏請在鄭成功承天府舊址，修建具有典型的中國民族風格的雙層樓宇——文昌閣和海神廟，世稱赤嵌樓，成為臺南市的著名文物古跡。沈葆楨還在當年日寇登陸的瑯王喬半島設置恒春縣，修筑恒春城垣，“恒春”之名就是他起的。特別值得一提的，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臺灣正式設府到割臺與日的二百一十年間，任臺灣儒學教授、教諭、訓導的福州人達一百九十二人，還有許多雖不是福州人，也是福州各書院的學員或是從福州府、縣學中調任的。如在臺灣倡辦社學、義學最力的藍鼎元曾就讀于福州鰲峰書院。由此可見閩都文化對臺灣影響之一斑。
三是向全國延伸。先從閩學的發展看，“二程”（程顥、程頤）理學，于北宋后葉由游酢、楊時、胡安國等南傳福建，迄至朱熹集其大成，始創閩學。此即程顥所謂“吾道南矣”。今在福州光祿坊仍保存有祀奉楊時的“道南祠”。及至黃幹師承朱熹，到各地講學，其門人有記載的就有三十人，使朱子學傳播于浙江、江西、湖北、河南乃至北京等地，形成龐大的閩學學派；到了元初實現了“朱學北傳”，又使閩都文化得到延伸。及至近現代，福州人在中國海軍建設中起重大作用。清末到民國時期，全國二十九任海軍部長、海軍總司令中，有二十五任是福州人。其中，海軍部長十二任，海軍總司令十三任。福州人對中國天文學的發展也作出重要貢獻。中國近代天文界先行者高魯、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北京天文館館長陳遵媯、北京天文臺臺長王綬綰、昆明天文臺臺長陳彪、青島天文臺臺長蔣丙然等都是福州籍人。再從福州被譽為“學部委員、院士之鄉”看，據1988年統計，全國共有學部委員三百零四人，福州占二十二人，為百分之七點二；至1995年，全國共有兩院院士七百三十三人，福州占四十七人，為百分之六點四，均居全國各省會城市之冠。于今通行全國的“圖騰”一詞系嚴復定名的。福州人鄭貞文編著的初、高中化學教科書曾在全國沿用了三十年，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他始創的“化學命名原則”一百三十多條，仍在全國使用。
再從閩都文化的思想內容看：
（一）剛烈性
閩都文化的首要特點是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正如何綿山說的：“近代侯官文化（即福州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如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對真理的不懈追求，與生俱來的使命感，渴望通過變革使祖國強大等。”
閩都多熱血兒女，自古以來，出現無數英烈之士。宋陳烈詩諷太守強令百姓制燈，為民請命；高應松砥柱中流，誓死不草降表；陳文龍滿門忠烈，矢志抗元，死而后已；鄭思肖畫蘭無土，坐不向北，終生不忘大宋。明張經英勇抗倭，東南戰功第一，蒙冤被害；陳第薊門戍邊，抵御外侮，書生報國，不計其功；曹學佺“生時一枝筆，死時一根繩”，為大明殉節自縊。清林昌彝堅決抗英，怒繪《射鷹驅狼圖》，并著《射鷹樓詩話》；中法甲申海戰中，福州軍民同仇敵愾，群起抗法，痛懲敵酋；中日甲午海戰中，福州籍海軍將士喋血黃海，奮勇殺敵，與戰艦共存亡；甲午戰敗后，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林旭積極參與維新變法，為“軍機四卿”之一，戊戌政變，他與譚嗣同等六人凜然就義，年僅二十三歲；辛亥起義黃花崗一役，福建十杰等參加選鋒隊，勇猛當先，攻入督府，或戰斗陣亡，或臨刑不懼，視死如歸。他們的壯烈犧牲精神，與山河共在，與日月同輝。還有臨危受命民國首任海軍部長、總司令黃鐘瑛，領導抗戰功在國家的國府主席林森，辛亥起義首應鎮江、又攻入南京的猛將林述慶，愛憎分明的新聞斗士林白水，中國工人運動先驅王荷波，“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謙，文藝戰士龍華英烈胡也頻等等，不勝枚舉。他們都是福州人民的好兒女，他們的思想閃爍著閩都文化的光芒。
（二）開拓性
閩越人"善操舟，習水斗"。閩都人受到海洋文化的熏陶，機智靈敏，勤勞勇敢，勇于進取，敢于冒險，既易于接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所謂“得風氣之先”。
早在明洪武年間，賜閩人三十六姓去琉球，其中多為福州臺江河口人，這是朝廷有組織地與海外交流之始。永樂、宣德年間，隨鄭和七下西洋的福州籍人，不僅有船工、水手，還有為數眾多的各種技術人才，如司舵、陰陽官等。他們的航海探險事業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早幾十年。明代下半葉，福清人葉向高攜“西來孔子”意大利人艾儒略來閩傳教，同時傳播西方文化。當時福州諸多文墨之士與其交友論文，互相切磋，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明末清初，黃檗寺隱元和尚率領一批門徒東渡日本傳法。他們帶去了中國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在日本開花、結果，被日本人稱為“黃檗文化”；相應的，也帶回了許多日本文化和生產技術。鴉片戰爭前，林則徐主張開眼看世界，提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組織翻譯英人《地理大全》成為《四洲志》，摘譯西方報刊資料，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福州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后，隨著英美等國領事館的設立，外國傳教士紛至沓來，教會學校、醫院陸續開辦，西洋文化的影響更加普及。沈葆楨創辦福建船政，全面引進西歐設備、人才、技術，并堅持學習先進文化，為我所用，在洋務運動中獨樹一幟。嚴復在甲午海戰失敗后，痛感國事之日非，連續發表多篇政論，鼓吹變法圖強，特別是翻譯《天演論》，提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喚起國人救亡圖存，為戊戌維新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清光緒年間，華僑領袖黃乃裳帶領家鄉人民，包括閩清、古田、閩縣、侯官等縣一千六百多人，遠涉重洋，到英屬沙撈越詩巫，開辟“新福州”，為福州人大批立足海外開了先河。
（三）淵博性
閩都文化可以無愧地稱為“博大精深，底蘊豐厚”。由于福州人的聰明智慧，加上刻苦求知，所以造就了無數多才多藝的英才，鑄成了閩都文化的淵博性。
福州自古以來不僅詩人詞家輩出、經史學家眾多，而且宗教文化興盛，尤其佛教文化十分發達。福州不僅是文化名邦，而且是中國近代海軍的發祥地、科學家的搖籃。
古代，福州人著有多部具有全國性影響的皇皇巨著。宋代，閩清人陳旸精于樂律，著成《樂書》兩百卷，目錄二十卷，前九十五卷摘錄《四書》、《五經》，后一百零五卷為樂圖論，對前代和當時的雅樂、俗樂、胡樂及樂器等均作詳盡說明，被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明代永樂年間，“閩中十才子”中的王偁、王褒、王恭等數人都參修《永樂大典》，王偁、王褒任副總裁，王偁最為總裁解縉所推允。清代康熙年間，閩縣人陳夢雷，費十五年心血，編撰成《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三千六百余卷，一億六千余萬字，分歷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等六大篇，是中國歷史上采集最博、收錄最廣的一部類書。同一時期，閩縣人林云銘（字西仲），精心編注《古文析義》一、二兩編，共十四卷，收錄了自先秦至明末的歷代名家文賦五百六十篇，逐一加以評注，為中國古代第一部范文選。現有足夠事實證明，如今名聞遐邇的吳楚材、吳調侯合編的《古文觀止》是在它的基礎上二度選編的。然而，林西仲的名字卻鮮為人知。
福州歷代還出了不少奇才、通才乃至全才的人物。明代連江人陳第，既是戍邊名將，又是詩人、音韻學家、史學家，還是旅行家，其《東番記》為中國最早記載臺灣高山族民俗的重要文獻。侯官人曹學佺，既是史學家、詩人，又是閩劇的倡導者，一生著述三十余種，其中《石倉十二代詩選》收錄福州歷代文人遺詩甚多。清侯官人林則徐是眾所周知的民族英雄、封疆大吏、一代名臣，又是文學家、詩人，還是書法家。侯官人沈葆楨，船政之父、中國洋務運動主將，又是詩人、書法家，尤其是福州詩鐘的能手。閩縣人林紓，古文學家、詩人、畫家，又是不懂外文的大翻譯家，一生靠別人口述，意譯歐美小說一百八十多部。侯官人嚴復，近代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譯家，還是書法家。侯官人陳季同，外交家、翻譯家，尤其精通法文，是把中國古典小說名著《聊齋志異》、《紅樓夢》等介紹給法國的第一人，與辜鴻銘、林語堂齊名。長樂人鄭振鐸，中國現代文壇主將，作家、翻譯家、文史學家、考古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閩縣人鄧拓，全國聞名的“雜家”。他首先是新聞學家、編輯、記者，又是文史學家、雜文家、詩人、文物鑒賞家，還是個書法家。閩縣人朱謙之，長期任中山大學教授，后又任北京大學教授，人稱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一生專著四十二部、譯著兩部、論文一百多篇，涉及歷史、哲學、藝術、考古、宗教、政治、經濟、中外文化交流，尤其在中國哲學史、中外關系史和東方哲學史三方面研究成就顯著。福州人的淵博性，無疑來源于閩都文化的淵博性，同時又促進了閩都文化的淵博性。
縱觀閩都文化，其形象和精髓，可以引用林則徐的一副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來概括。閩都文化從古代發展至今，猶如滾滾長江奔流到寧滬平原，煙波萬里，洶涌澎湃，形成一發而不可收之勢。在新世紀到來之際，閩都文化將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隨著和平和發展這兩大世界主流，匯入大海，吞吐吸納，汪洋浩瀚，為祖國、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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